1961年春末，北京连着三天细雨，棉衣还没有来得及收起。就在这样潮冷的气候里，西花厅的砖缝又渗了水，夜里工作的周恩来不得不必毯子裹住腿。这一幕让贴身秘书何谦看得直犯急——老房子毕竟撑不住了。

　　西花厅的宿世很杂乱：清末宣统年间建筑，溥仪生父载沣曾在此小住；北洋政府时期当过“国务院”，国民政府北平特别市又在此工作。到了1949年冬，周恩来和才把行李搬进来。院子里一片海棠，花开时香味扑鼻，可一到阴雨天，潮气顺着地砖往上冒，寒意钻骨缝。

　　与其说居处，不如说是战时行营。总理常常清晨两三点才合上文件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年岁大了，腿部旧疾加剧，寒湿分外折磨人。何谦看在眼里，心里直嘀咕：再不修，房子塌了也说不准。

　　可钱从哪儿来？那会儿国家经济绰绰有余。一张一角的票子都得算，甭说大修院子。周恩来每次听到“翻修”二字，都只给两个字——“不可”。秘书们摸准他的脾气，知道硬说改善生活他必定回绝，只能换个思路。

　　一个午后，何谦端着茶水敲门：“总理，西花厅年代久远，有前史价值，砖瓦裂缝再不处理就成危房了，文物也保不住。”周恩来放下钢笔，沉吟顷刻，“文物要维护。坏了修坏的当地，不能奢侈。”一句话算是松口，但条件刻在句尾——节省。

　　时机来了。同年夏初，总理出差广东从化。何谦和一算计，抓紧时间“抢修”。窗户先着手，旧木框缝隙能透风生火，换成了严密的新木框；湿润的地砖改成地板，地下湿气直线下降；卫生间那个歪斜的旧澡盆被换下，钓鱼台国宾馆的剩下库存带扶手更安全；再加两把不算新的沙发，房里添了个小梳妆台。说是翻修，其实都是老物件里挑相对好的，花费可谓“白菜价”。

　　施工收尾时，何谦心里还有几分满意：总理回来准得说声“辛苦了”。他乃至想看看周恩来显露孩子般惊奇的表情。所以对外一个字没提，预备给首长“惊喜”。

　　8月中旬，火车进了北京站。周恩来一身风尘，刚踏进西花厅门槛就愣住。新地板泛着浅光，厚窗布把光线挡得柔软，两只沙发靠墙安坐。空气中的油漆滋味还没散尽，他眉头却瞬间拉紧。

　　缄默沉静几秒，一句带着家园口音的“捣乱台！”从嘴里抛出。何谦心里咯噔，暗叫不妙。周恩来扫了一圈，声响低而急：“花了多少钱？”何谦支吾：“不多，多是库房存货……”话未完便被打断：“问你花了多少钱！”短暂的问句带着火药味。

　　“总理，夜里冷，您腿疼……”秘书还想解说。周恩来摆手，声响硬邦邦：“国家还穷，谁叫你添这么多东西？把东西撤走，我再进屋！”说罢掉头就走，连西花厅的门都没迈完。

　　当天夜里，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。何谦满脑子“完了”，连夜写查看。第三天拿着信纸去请罪，周恩来只一句：“先把屋子康复原样。”情绪坚决到没商量。

　　此事惊动了，也惊动了几位国务院领导。我们轮流劝说，总理都只回应一句：“我若带这个头，下面怎么办？”他乃至在一次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自我批判——花了公家钱，心里不安，怕带坏习尚。坐在会场的副总理、部长们听得面面相觑：翻修本钱并不高，可总理准则分毫不让。

　　有人想起陈毅。陈老总爽快，说话也起劲，或许能劝动老友。可陈毅去了钓鱼台，聊了整整一下午，也只换来一句“准则问题，不能破例”。成果，强势如陈毅也只能摇头。

　　何谦见劝说无效，干脆按总理指示行事：能搬的通通搬走。沙发挪回库房，梳妆台拆掉，窗布换成旧棉布。地板无法动，只能藏着；带扶手的澡盆用水泥固定，拆不下，也留下。走廊从头显得清凉，似乎什么都没产生。

　　最终一个夜晚，何谦带工人锁好门窗，小声嘟囔一句：“只盼他回家。”第二天清晨，周恩来身着中山装，静静走进西花厅，望了一瞬间空空的客厅，伸手摸了摸光秃的地板，没有说话，回身进了工作室持续阅览文件。工作到此算是落了帷幕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国务院内部传达节俭文件，要点着重工作及住所不得超标准补葺。“西花厅事情”成为实例。有人感叹：总理就事，从不嫌费事，他要的是规则立得住脚，而不是一时舒适。

　　多年今后，有访客问起那场风云，何谦只摇头：“那晚他拍着我的手背长叹，脸色不重，却句句戳人心。跟着这样的领导，再苦也信服。”简略一句，道出了当年幕僚的心境。

　　西花厅仍旧安静，老海棠每年照旧开花。新漆早已斑斓，可那块带扶手的澡盆还在，提示后来人：准则二字，重若千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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